有一种爱,叫做“妈不想让你成为我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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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和妈在电话里聊我小时候频频遭到“毒打”的经历:数学考到95分要被扇耳光;语文生字写得马虎要被掐大腿内侧;有时候放学后贪玩耽误了写作业,屁股被打得又高又肿,第二天都没办法坐在班里的座椅上。

往昔凄惨的镜头全堆在眼前,我怪里怪气地嘲讽妈:“妈,听过那个笑话吗?世界上笨鸟有三种,一种是先飞的,一种是嫌累不飞的,还有一种自己不飞,就在窝里下个蛋,让下一代使劲飞。”电话那一端不语,我咄咄逼人地继续讲,“妈,还记得那年就因为我写字慢,你拿着不锈钢椅子毫不含糊地冲我砸过来吗?”

妈沉默了许久,说:“孩子,妈记得。”

几天后接到妈的电话,我正在上班,背景音响吵得厉害,我心不在焉地让她快点讲。

妈说:“就给我两分钟,刚从报纸上读到一段话,说得挺好,我记性不好要赶快说给你听,咳咳,‘孩子,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当你的工作在你心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这人说得有道理,妈嘴笨说不出这样的话,但是孩子啊,你原谅妈妈吧,当年打你的时候,我心里认的也是这个理,妈只不过不想让你成为我这样的人。”

妈是什么样的人呢?

妈是六零后出生的那一代,成长于“文化大革命”的末期,贫穷是整个社会共有的症候,物质上吃定量供应的二米饭和窝窝头,精神上只有小人书和黑白的革命教育片。

妈是家中的老二,是最肯吃苦的帮手,冬天在雪地里捡煤球捡到手生冻疮,夏天编草鞋草绳搓出一手老茧。高中还没毕业,就迫不得已辍了学,藏起荒唐的飞行梦想,在餐馆做起早贪黑的服务员,每个月工资三十七,其中的大部分要用来补贴家用,剩下的零零散散,小心翼翼地折在方巾里,攒够了就给自己买一盒友谊雪花膏。

后来妈结识了爸,两个人一样的穷,恋爱时的活动只有轧马路,最隆重的约会是去看了一场《罗马假日》。两年后有家境较好的男职工向妈示好,妈却毅然决然地嫁给爸。23岁生下我时,她自己还是半个孩子,一边按着育儿书的步骤养育我,一边投身于家庭主妇的柴米油盐里。从此她的喜怒哀乐,全部和我有关联。

从我5岁开始,妈就对我进行棍棒教育,坚信“毒打出才子”,因此我的童年结束得特别早,没看过太多的《大风车》和《小龙人》,放学后吃过晚饭就规规矩矩坐在小方桌前写妈买的练习册。

那个时候,妈是多么苛刻,戒尺就放在身旁,眼睛紧盯着我的答案,那嘴角一牵一扯、手掌抬起放下之间,都是我的恐惧。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不是因为争气,是因为害怕,害怕拿着月考的试卷回到家里,妈的脾气鞭炮一般炸响,一手擒住我,一手鸡毛掸子打过来,爸在鬼哭狼嚎的气氛中叹气,什么都做不了。

可是妈并不满意,她觉得女孩子除了成绩好,还该说英文,要懂音乐,言谈举止中要有点气质和才情。

于是我的周六开始被字母装满,十几岁的我背着重重的书包,独自走四公里的路,穿过一个拥挤的市场,经过邮局、银行、报刊亭,走过下棋的老头儿们和树阴下聊天的老太太们,稀里糊涂地坐在教室里听一个半小时的英文课。

我的周日从此被音符占据,妈骑自行车送我去学琴,坐在自行车后座的我,幽怨地背着琵琶,双手牢牢把住车座的两端,却连妈的后背都不愿亲近一下。

很不幸的是,我没有在其中的任何一件事上显示出过人的才能,我听不懂英文的单复数,也看不懂音乐的五线谱。在我有限的脑容量里,字母撕扯着五线谱,音符钻进字母表,两者暴力地交融发出恐怖的噪音。

于是我的青春期里,又多了这样的景象:英文书被撕烂,琵琶扔在一旁,气急败坏的妈,抡圆了胳膊,一下又一下地打在我自觉地撅起的屁股上。我的身上太痛,眼泪太多,常常看不清窗外的晚霞。

除此之外,妈也限制我的交友自由,她只许我和天天向上的四眼小孩做朋友,又完全掐灭了我情窦初开的小火苗。在唯一有男孩子向我告白的夏天,那张被我藏在书包深处的小纸条,被妈粗暴地搜出来摊在桌面上,不分青红皂白地痛骂,完全不顾把头埋在胸口的我那16岁薄薄的脸皮和深深的自尊……

我想很多时候,我都是恨妈的。在我18岁的日记里,写下过这样灰暗的话:“一个本应该懂得爱的年纪,为什么我却先学会了恨呢……”我恨她逼我成为第一名,恨她强迫我学不喜欢的东西,恨她践踏我的自尊,恨她粗暴的脾气,也恨她的鸡毛掸子和扫把,恨她没收我全部的自由,给我一个苛刻的人生,却从未对自己有过任何的要求。

在我记忆里,妈从未有过一份长久的工作,是典型的家庭妇女代表。一张脸灰突突,从不用化妆品;衣服是夜市里淘来的大妈款,任腰间赘肉暴露得坦荡荡,也不肯费心藏一下。她没有爱好,没有朋友,没有文化,也没有梦想,每天伴随她的,只有电视、记账本和安眠药。

在我的心里,妈对家庭的贡献不大,只是一个吃的符号。她代表早晨六点半的豆浆油条,晚上七点钟的红烧带鱼和苦苣皮蛋花生米,深夜里的海鲜泡面和拌黄瓜,休息日里的酸奶杏仁巧克力和南果梨。

妈整天混迹于菜市场的热闹里,操着尖利的嗓门,不顾形象地和小贩激烈地讨价还价。多少次我跟在她的身后,刻意地保持相当的距离,闷闷不乐地想,为什么我的妈妈,不能像别的妈妈那样,说起话来轻声细语,烫时髦的大波浪,擦口红抹白粉,穿红色的修身毛衣、紧身牛仔裤,脚踩着细细的高跟鞋夹着公文包去上班,走过时带有一股令人回味的淡淡香水味?所以,在整个青春期里,我一边害怕妈一边嫌弃妈,像是一株不甘被埋没的植物,很叛逆也很用力地,向着妈的反面,拼命拼命地生长,我才不要成为她那样的人。

后来,我果真没有成为妈那样的人。

我知书达理、低调含蓄,凡事思考比行动在先,做事靠大脑,讲话靠理智。我十指不沾阳春水,嫌弃菜市场的肮脏与喧嚣,不屑懂柴米油盐酱醋茶。

我每天早上在健身房度过,晚上看新闻写博客。有一票喝咖啡谈人生的朋友,也有一个人独处的好时光。我读得懂卡勒德·胡赛尼和米兰·昆德拉,看得懂希区柯克和伍迪·艾伦,分得清《欢乐颂》和《蓝色多瑙河》,游走过尼亚加拉瀑布和纽约博物馆,知道霍金只有三个手指头能动,赫本和派克最后没有在一起,当年刺杀肯尼迪的也许不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

我任由自我膨胀到极点,自大地把自己当作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摊开光鲜亮丽的那一面,赌气一般展示给妈看。可是,妈却不那么在意了,她仿佛一夜之间就老了,老到皱纹爬满眼角,老到头发半白,老到再也没力气打我。

妈收起鸡毛掸子和扫把,不再逼我成为第一名,也不再把我的优秀满世界地炫耀给人看。她变得温柔慈祥,竟然有些不像她,当我把第一本书的著作权炫耀着拿给她看时,她甚至只是淡淡地说:“你喜欢的事,就去坚持吧。”

可是这并不能阻止我忘掉童年和青春期时的不愉快。我仍然习惯把自己时不时的敏感和自卑归罪给妈,我会残忍地拿“孩子遭毒打跳楼”“青春期少女离家出走”“花季少女自残”的新闻给妈看,妈总是一副抱歉的表情,拿着报纸反复看了一遍又一遍,自责,叹气,沉默。每当这时,我的心里会有一丝邪恶的快感。

可我还是不懂,当年的妈,为什么会忍心对我那么苛刻呢?

我最终在心底原谅妈,不是因为时间的问题,而是搬家时从一堆旧相册里发现一本陈年日记。这本纸张发黄的日记本,零零碎碎地记满了大概妈三十几岁时每天所要面对的家庭琐事:今天家里买到了便宜的菜,明天孩子又要交补习班的钱,晚上打了孩子心情很难过,听说三楼的婷婷不念高中去深圳了,最近睡眠不好安眠药剂量又加了一倍……

日记本的最后一页,仿佛被泪渍浸润过的凸凹不平的纸张,矮胖松垮的字迹,在眼前一一展现:“夜深了,他还没有回家,作为一个女人,我的心在滴血……”就在那一刻,妈十几年前的生活,和我现如下的成人世界,仿若产生了一种共鸣,我开始能够体会也仿佛能够看到,从23岁开始,这个在贫穷中支撑起一个家庭的女人,沉溺在一种多么沉重的辛苦里。

她要独自面对拮据的生活和并不幸福的婚姻,在那么寂寞的时光里以泪洗面。可是她却从未想过逃离,而是擦干眼泪,转过头来依旧要保证孩子六点半的营养早餐、丈夫加班后的夜宵、干净的地板和透亮的窗户、银行卡缓缓上升的盈余……

妈那一代的女人,对于家庭比我们更有信念,牺牲是她们的一种本能。妈在生活里无限地看轻自己,那样地逆来顺受,而唯一的反抗是,不惜一切代价要让女儿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她不愿看到她的下一代,因为没有知识和梦想,困束于家门口的菜市场,和她一样迫于生活的压力,为一份菜价和小贩斤斤计较。她相信外面有她不曾感受过的美好,她希望她的女儿,有能力去更广阔的世界看一看。

那是让我多么难过的一个夜晚,摊开的日记,仿佛一扇穿越时光的窗,让我看到另一端日子里的艰难。晚风凉凉的,泪眼婆娑的我,欠了妈一个时代的温情。

我想,有一个故事,我忘了讲给妈听。

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有第四种笨鸟。它们生蛋后就收起一双翅膀,不辞辛劳地筑更坚实的巢穴,觅更多的虫子,在老鹰的盘旋下把幼鸟护在身后,一心一意地哺育它。等到幼鸟的羽毛长成,它就带它去飞行,任它翅膀扑棱,摔倒爬起,满身伤痕,直到可以放心地看着它在天空长久地飞行。终于有一天小鸟迫不及待地要离开温暖的巢穴,于是做妈妈的,看着那个曾经幼小的雏鸟飞向广袤的天空,最终变成一个模糊的小黑点,伸着脖子仰望的它是多么的骄傲与幸福,骄傲幸福到都忘了自己,它们早已听觉减弱,羽毛脱落,永久地失去了飞翔的能力。

妈妈啊妈妈,这真的是世界上最笨最笨的一种鸟。(作者:杨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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