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经典入课本谁说了算？

作者：韩浩月

习近平于教师节于在北师大考察时，表示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国家领导人就教材内容取舍所给出的建议，之所以能引起舆论强烈反响，恰是因为公众对课本内容的去留高度敏感。

上海小学一年级上学期语文新课本把古诗全部删除，人教版语文教材删掉鲁迅文章，每一次有人对教材“动刀”，都会被公众第一时间发现并酝酿成文化事件。这次，习近平站在捍卫传统文化的角度，对课本删除古诗词进行表态，具有指导意义，在传统文化日益冷落的今天，也契合公众文化心理。

但就怕有人会错意，做出矫枉过正的事情，比如北师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任翔，在习近平讲话发表后的第二天旋即表示，由她负责主编的北京市义务教育语文教材中，小学一年级《语文》的古典诗词，将有现在的6到8篇增加到22篇，整个小学阶段不少于100篇。《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在发布这条新闻时，有条评论得到了诸多网友的点赞，“不要由极左变成极右！领导可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因点赞很多而排在评论前列的观点，带有丰富的意味，一方面肯定了习近平的好意，另一方面也对冒进的教材编写者提出了批评。把《语文》教材中的古典诗词，由6到8篇增至22篇不是小事，哪怕是这本教材的主编，也无权作出这样的决定，以往一篇语文课中的内容被替换，都会引起关注，何况如此大换血？无视老师与学生客观的教学、学习需求，张口就来增加多少多少篇，教材编写的随意性由此可见一斑。

即便是习近平发表的讲话，也应被理解成一种美好的愿望，而非强制性的行政指令。即便转化为全国推行的教材编写指导性意见，也应会同教育部门一起研究，以书面文件的形式征求公众意见修改直至达成一致意见后，才可以执行。如果一位主编即可主导语文课本内容的“生杀大权”，那么很容易形成因主编口味、品位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版本教材的标准不一和水平混乱。

语文教育事关青少年眼界视野的形成和思想观念的培养，因此课本内容的变动不应该再是被一个小的研究团体甚至编写组所能左右的事情，他们更应该在技术性、专业化方面尽其职责。至于替换什么样的内容进入教材，应根据国家的整体文化氛围、青少年教育的现实需要，进行谨慎地编选，并且在编选过程中，综合教育界、学界、大众等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有必要的话可以启动投票的方式进行，请相信，公众不会把劣质的内容选进教材，千百年来，时间已经沉淀出优质的作品，它们也会以自己本身的质量说话。

有人负气地说，增加到22篇也不够，最好全部为古诗词。这显然没有可行性。我们再也回不到穿长袍、扎辫子、满口之乎者也的时代，算盘无论能否证明我们是最早精于计算的民族，也无法阻止电子计算器取而代之，毛笔书法再怎么充满美感，也已经不再是日常书写工具。重视传统文化没错，毕竟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民族之根，但切忌冠以传统文化的名义，拒绝新思维、新观念、新的生活方式，以及面向未来的人才培养计划。

古诗词很美，有数不胜数的经典之作，有必要让它成为中小学语文教育的重要一环，将古诗词全部从语文课本中删除，是难以理解的做法。但古诗词在课本中的所占比例，也要控制在合适的数量，毕竟课本容量有限，当学生在接受古诗词、散文熏陶的同时，也应接受那些批判文章带来的思维冲击，帮助学生树立独立精神，也应敞开怀抱拥抱世界经典文学，体会东西方文学的不同魅力，还应尝试了解贴近现实的新经典——课本不应该讲究论资排辈，而应注重多样性和实用性。

担忧传统文化的失势，从官方到民间，态度都是相同的，传统文化之美，需要从课本上认识，更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去发现。时代在更迭，社会在发展，人们自然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守卫传统文化，保留传统文化的精髓，因此，在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方面，也请多给公众一些发言权。（本文转自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