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学校更值得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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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致敬的不是衡水中学,不是考出多少“状元”的超级学校,而是那些始终推动教育均衡发展的地区,是那些尊重教育规律、关注每一名学生的学校,是那些坚守教育常识、老老实实守着教书育人本分的教师。

6月25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了一条微博:“衡水中学值得敬意,它背后中国社会的残酷竞争则令人唏嘘。有人批评挖苦该学校,我认为骂错对象了。在衡水那样的地方,这所中学帮那么多孩子改变了命运,我相信这比素质教育对他们的家庭更神圣。”

关于高考“状元”,关于衡水中学,到底该如何看待,整个社会似乎并未达成理性的共识。胡锡进的言论再次反映了当下民众对“状元”抑或“头名”的迷恋,对超级学校的情有独钟,即便是业界颇有影响的媒体人,也未透过繁华的表象,深思其对教育生态的长远伤害。

其实,类似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的高考“神话”议论已久,很多人看到了这些学校令人咋舌的升学率、数不胜数的荣誉,以及各种难以比拟的“第一”。殊不知,这些光环的背后,是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依靠无比优越的特殊政策,以全市最优秀的生源、最好的师资,辅以最严酷的管理方式换来的。

“状元”成就了超级学校,超级学校成就了一个地区的知名度。但是,任何超级学校的诞生与成长都是有代价的,它就像一个黑洞吸干了周围的教育资源。所谓大树底下不长草,超级学校的存在让周边地区的中学长年找不到“好学苗”,元气大伤,一蹶不振。那些徘徊在超级学校之外的学生,更是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从小处说,超级学校破坏了当地学校之间的良性竞争。从大处看,超级学校于不知不觉间改变了一方的教育生态,其产生的黑洞效应也逐渐波及到当地的初中、小学,给教育带来长远且难以抹平的负面影响。

对超级学校、“状元”的高烧不退,是一种社会病,是纯粹的以市场的功利眼光看待教育的结果。全社会应形成共识,学校教育的目的绝不是批量制造高考机器,更不应以考出多少“状元”沾沾自喜,大肆炫耀。对升学率的追捧如同竞技体育的“金牌至上”主义,是典型的与教育真谛南辕北辙,只会越来越远离教育的内核。同时,我们还需要反思,培养出“状元”,就一定意味着培养出人才吗?所谓的“状元”,就一定会对这个社会有积极的贡献吗?

前几天,中国校友会网发布《2014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针对1952-2013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近3000名高考状元的求学与职业等状况,展开最新追踪调查及研究分析。报告显示,近七成高考状元已难觅职场踪迹,大多数人恐已“流失”海外。

“流失”海外虽然不意味无所作为,但说到底,教育是为国家建设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培养能为社会注入正能量的人才。从这种角度讲,值得敬意的不是衡水中学,不是那些培养多少“状元”的超级学校,而是那些始终按教育规律办事、推动教育均衡发展的地区,是那些尊重教育规律、关注每一名学生的学校,是那些坚守教育常识、老老实实守着教书育人本分的教师。

以推动区域内学校特色发展、不以升学率作为唯一衡量标准的地区,或许没有全国皆知的学校,但很少发生倾一方之力、用特殊政策打造一两所而忽略其他学校的违反教育公平的事件,更少有为了孩子上一所学校而耗尽钱财、迁移户口乃至不得不搬迁的家庭;不放弃每一名学生、不以分数层层向教师施压的学校,或许没有一名高考“状元”,但毕业后的学生在工作岗位上踏实肯干,心里始终记挂着母校的一草一木,感恩母校对其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而善于发现每位学生的闪光点、以育心为己任的教师,或许没有考出“头名”的学生,但他们踏踏实实守着教育的底线,用高尚的人格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如何爱家、爱社会,如何在这个社会找到位置,发挥自身价值。

实际上,这些地区、学校和教师才是更神圣的,理应获得社会各界的尊重和掌声,理应摘取无上的荣耀。

当整个社会沉下心来,重新定义“神圣”,把关注的目光转向“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教育者,我们才算是回归到教育的原点。(张贵勇)《中国教育报》2014年6月27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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